随着老彭的吆喝声，我们上到甲板。原来是遇到了渔业队的队友刘长友。
虽然长达3个月的长江禁渔期在几天前刚刚结束，但刘长友却高兴不起来。他抱着手站在船上，船篷上晒着的鱼干，是他前一天出水打鱼的“战利品”。
“不到3斤鱼。”刘长友声音低沉，略带沮丧。在我们的请求下，刘长友向我们展示了他今天的成果：细细长长的金鳅鱼，数了数，一共9条。老彭他们称之为“油筒”。
“什么时候出来的？”
“大概4点。”刘长友显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们面面相觑，不明白刘师傅的羞愧来自哪里。
“一般渔民夜里2点就出来了！”老彭告诉我们，白天不仅渔民多，江上的活动也更频繁，捕鱼就变得更困难。为了收成好，渔民们一般都凌晨就来江上打渔。
果然，早点出门收获就更多一些。在我们的船靠近另一对滕姓夫妇的渔船时，眼尖的老彭提醒我们赶紧看船侧。只见拴在船沿上的绳索，另一头竟牵着一只硕大的青鱼。
“称了，35斤。” 老滕的话中有掩藏不住的喜悦。
但这种鱼很难捕获，老彭说，“一个季度能打到一次就非常不错了，还要运气好”。
8岁开始捕鱼，在江上混了一辈子的老彭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老渔民。谈到鱼事，自有许多故事可讲：
小时候江里常能见到白鳍豚，现在很少见了；
不同于家养，江里的鱼嘴巴很尖，一般颜色都很纯；
江豚也有许多，它们常常在变天之前出现，一出来就是一大群。但很少有人能捕到，太狡猾了；
新鲜的鱼，吃的时候，先用油炸一炸，去除腥味后，再给油盐葱姜，或者加点老干妈大火烹饪，味道特鲜。
进入7月，本是捕鱼的高峰期。十年前，船行江上，彭东江依然能时不时地看见鱼儿因兴奋跳跃在江面，但这一幕早已成为往事。
告别宿命，与渔民划清界限
“现在鱼越来越不好打。”老彭感叹说，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拮据。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鱼儿收成好的时候，他一家人一年的纯收入有二三千元，而现在，“每年也不过八九千。”
尽管对拥有捕捞证的渔民，政府每年发给渔船燃油补贴费近1万元，但扣除办理捕捞证的文本费，以及每月的进江费、燃油费等，算下来，补贴对于渔民来说仍是杯水车薪。
目前，在花园渔业捕捞队，剩下的基本都是像老彭这样的专业老渔民。而所谓的专业渔民，即为非农业户口，没有土地，不能享受优惠的新农合社保，想改善生活却无鱼可捕，这是老彭们的烦恼。老彭们没得选择，只能依然忍受长年在水面的生活，继续窝在船上。
老彭说，“这是我们这代渔民的命。”老彭祖上是从江西过来的，世世代代以打渔为生，到他这里已是第四代。现在看来，也就到这儿了。老彭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或在外地打工，或嫁到十里之外的镇上，做起交通运输生意。
“孙子更是不用再打渔了。”老彭兴奋地告诉我们，他毕业于江夏一中的孙子今天高考考了591分，已经被华中科技大学录取。“将来无论做什么，混口饭吃就行，总不用打渔了。”
据了解，镇里越来越多的年轻渔民也都选择了上岸打工，自谋出路。一些条件稍微好点的渔家，在城里买了房子，孩子不再在船上生活，从此与渔民这样的身份“划清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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