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采集于北京丰台大红门的中华多刺鱼标本。此鱼种在2000年前在北京仍多有分布，目前已很少见到。摄影 商华鸽
泡在药水中的尸体，证明它们曾存在于北京。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鱼类标本馆大厅的空气凉飕飕的，弥漫着福尔马林和酒精的刺鼻味。
一排排比人高的铁架子上，摆满密密麻麻、大小不一的玻璃瓶。里面泡着形态各异的鱼类标本，呈现出同药液一样的黄褐色，其中还有民国时期采集的。
穿梭其间的张春光不时拿出一两瓶，解释一番。这位从事鱼类学研究的研究员，言语间尽是惋惜：“这些宝贝，是历史的见证。”
2000年至今，张春光等研究人员足迹遍布北京和周边的水域，进行鱼类研究采集。2013年5月，他与副研究员赵亚辉所着《北京及其邻近地区的鱼类》一书中提出，与80年代相比，属于北京“原住民”的野生鱼类有33种，很少见甚至已经见不到了。
这些小生灵赖以生存的水，出了大问题。
水利的牺牲品
曾经，北京的水系河道，畅通至海。
1929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先后在长辛店、三家店、周口店、沙河等地，调查收集鱼类标本。这是中国学者早期展开的对北京及周边地区鱼类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凤鲚。”张春光指着一条侧面形状似刀、尾部极细的标本，告诉《中国周刊》记者。眼前这条已丧失体原色的标本，于1929年采自通州运河。
这种活着时体色银白的小鱼，平时栖息于浅海，并可以经过入海河口进入淡水河，上溯较远的距离。
而另一条30年代采自通州的鳗鲡标本，看上去有些恐怖：将近四十厘米高的玻璃瓶里，卷曲蜷缩着一条“大蠕虫”，因为年代久远，表皮已经呈现棕褐色。
活体的鳗鲡身形如蛇，生性凶猛。作为一种降海洄游性鱼类，幼鳗春季成群从大海游至江河口，雌鳗甚至可以逆水上溯数千公里，达到江河上游生长。秋季成熟后，再游回海洋繁殖。
“那个年代，这两种鱼被人工贩运、养殖至北京的可能性都很低，可以确认系野生品种。这说明，北京地区当时的水系比较发达，河道水系与海是相通的，水质也很干净。”张春光说。
据记载，历史上曾分布于北京地区的洄游性、河口性鱼类共计五种。
“这些标本，对鱼类区系分析有着重要意义，见证并反映了北京河流生态的变迁。”说到这儿，他表情凝重。
1950、1960年代，中国开始第一次水利建设的高潮。北京地区集中修建了官厅水库、三家店拦河闸、怀柔水库、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等大型水利设施。
治理水患、解决农业生产的同时，北京地区通海河流下游普遍修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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