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浙江大学主办了一场“海洋经济与海洋强国建设国际研讨会”。会上，浙江沿海渔业资源现状，成为100多位国内外海洋经济研究者讨论的热点。
“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渔民和渔船队伍都比较庞大，势必造成捕捞过量，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让渔民转岗转业，这里的关键是怎么转。”大会预备主席、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志凯说。
在王志凯看来，渔业在海洋经济中的地位，就像农业之于陆地经济，“它是沿海居民的生存之本。”
如今，海洋经济的基础产业出了问题，当然是件大事。更重要的是，学者们认为，通过沿海渔业资源的困境，折射出浙江这个海洋大省在发展海洋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
谈政策保护
我们的法令太宽松，执行不力
拖网、电鱼在国际上都是禁止的
来自挪威芬马克大学学院的knut Bjorn Lindkvist教授，专门研究海产品营销。谈到渔业资源被过度消费，他提到了挪威的一些保护措施。
他告诉记者，在挪威，每种鱼都有捕捞规定，“如果它没有长到应有的长度，渔民就进行捕捞，一旦被发现要被罚款，严重的甚至会吊销捕捞证。”
尽管中国也有许多保护措施，但王志凯说，和世界上利用海洋资源较好的国家比起来，仍存在法令宽松、执行不力的情况。
“在国内，你会发现，市场上卖的鱼大大小小都有，有些还是鱼苗，这是一种让鱼类‘断子绝孙’的做法。还有我们使用的拖网、电鱼等方法在国际上都是不允许的。”
谈资源利用
我们的技术性投资偏少
国外冷冻鱼的口感，可以和新鲜鱼一样
根据王志凯的调研，浙江有许多民间资本涉足海洋渔业，但投资方向单一，都是一股脑的投资海洋捕捞，“举个例子，2011年至今，我们的捕捞船数量翻了一倍，这势必会伤及渔业资源。”
而在海产品的深加工上，无论技术还是投入，在国际上依然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
“我们可以做到冷冻产品在口感上和活鱼一样，这就是靠技术。” Lindkvist说，国外市场上，很少有贩卖活鱼的，但凭借独特的冷冻技术，可保证产品解冻之后不失去水分，口感新鲜。
王志凯补充说，我们目前采取的活鱼运输方式，保持时间较短，如果能采取Lindkvist所说的方法，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能降低运输成本。
谈转型升级
我们的渔民上岸后怎么办？
西班牙用5到10年，发展渔村旅游
要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减少过度捕捞，产业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许多专家都认为，其中，渔民的转型是关键。
王志凯将其与海洋经济产业链结合起来，认为在投资上应更加宽泛，比如旅游、渔业资源恢复工程等。
“你不可能让这个小而散的群体转去做海洋化工或者船舶，但可以利用固有的天然资源，发展沿海生态文化和景观，这样既能增加就业收入，又保证渔民不会脱离原来的生活环境。”
这与西班牙专家RubenC.Lois Gonzalez的观点不谋而合。
“西班牙也走过过度开发的弯路，后来转型做海洋旅游和海洋文化，以及参与性的运动。” RubenC.Lois Gonzalez介绍，西班牙利用每个渔村自由的传统和文化，开发特色渔村旅游，“我们用了5到10年的时间做这件事，现在看起来很成功，一到周末，很多居住在城市的人就会开车到海边度假休闲。”
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
“无鱼可捕”凸显海洋经济发展新挑战
转型升级，必须拉长产业链
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认为，浙江沿海无鱼可捕，对我们发展海洋经济是一种提醒。
史晋川说，浙江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但过去，我们在发展海洋经济时，视野比较狭窄。一是把海洋经济简单地理解为渔业，二是在资源利用上，多为数量型开发。
就拿海洋渔业来说，浙江现有4万多艘渔船，几十万渔民，大多数在从事“抓鱼卖鱼”的初始产业，但海产品的深加工一直没有跟上，单纯追求渔获的结果，就是捕捞过度、渔业附加值又不高的困境。
为了缓解渔业资源压力，实现渔民转型升级，近年来，浙江大力推行“渔民上岸”工程。在实践中，出现了反复，一些上了岸的渔民又重新回到海上打渔。史晋川认为，这说明我们的相应配套措施还不够完善，产业链不够长，政府对渔民转型过程中的新技能培训也有待加强。
“政府部门，尤其是浙江沿海的地方政府、乡镇基层政府，在发展海洋经济时需要更新理念。”史晋川说，对于传统的、落后的特别是具有毁灭性的海洋资源利用方式，政府要加大管理力度，更重要的是，在产业发展上拓宽视野。
“海洋经济不仅仅是抓鱼、造港口、造码头，还包括海岛资源、海底资源、港口资源等等的综合开发和利用，是一、二、三产业的系统发展。”
史晋川举例，一个传统渔村，可以逐步形成捕鱼、海产品深加工、海岛旅游为一体的产业链，“陆地上有农家乐，海上可以搞渔家乐。”
他说，海洋经济是一个广阔的空间，也是浙江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增长空间，渔业资源的现状提醒我们，海洋经济必须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本报记者戴璐
延伸阅读
仅有14.8%的浙江沿海企业
涉及海洋经济产业链
不了解相关政策，是涉足企业少的主要原因
从2011年开始，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史晋川教授就承担了“浙江大学文科海洋交叉项目”，这其中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专门承担了一个“浙江海洋意识调查”的子项目。
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主任钱雪亚说，所谓“海洋意识”包括四个层面——是否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是否会有行动，比如愿意投资开发；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比如是否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开发；是否意识到海洋关乎民族、国家主权。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结果让人吃惊：无论是作为投资主体的企业，还是普通民众，大部分人对海洋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第一个层面上。
以企业为例，这次参加调查的企业有864家，以舟山、温州、台州三大沿海地区为重点，但只有14.8%的企业明确有涉海经营项目。
为什么企业不愿涉足海洋资源的产业链呢？
“很简单，认识不足。他们不了解浙江的海洋资源条件，不了解国家、省政府在海洋经济开发方面的相关政策以及法律法规。”钱雪亚告诉记者，2011年，省委省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若干意见》，从财政、税收、金融各方面给出了发展海洋经济产业的支持政策和优惠措施，但只有18.4%的被调查企业阅读过。
“其实许多企业是有意向投资海洋经济，但对做什么，怎么做，该不该做又很茫然。”钱雪亚说，要解决这个尴尬，对民众要加强海洋经济的宣传，对企业则应该走系统培训的道路，改善企业的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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